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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的出现，拓宽了天下学子入仕的道路，让更多人有了一展宏图的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读书人都能够畅通无阻地参加到科举中来，很多因素都在无形中成为门槛，钱就是其中的一项。

要想中科举，老师的指点和教诲，尤为重要。随着学习难度的加大，老师往往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无论是在最初的蒙学阶段打好基础，还是考中了生员，进入县学想要更进一步，这些都需要老师的参与。但县学的老师（训导）一般也就是生员，县学的校长（教谕）也最多是个举人。明朝著名清官海瑞就是在考上了举人之后在福建延平府南平县当教谕，一个县学一般情况下就只有一名举人，由于其事务繁多，用在教学上的时间不可能太多，所以一个县学的师资力量非常有限，而且一名老师要带领很多学生，也不可能对学生进行一一指点。

想要在众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如果有名师指导，则往往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比如王阳明的父亲王华是状元，所以王阳明的科举之路是比较顺利的，10岁中乡，27岁就中进士，其中父亲的功劳不少。而且由于王阳明父亲的原因，王阳明能够长期跟一些当时的顶级大儒进行交流。王阳明在22岁时第一考进士不中，内阁首辅李东阳就安慰他，对他笑道：“你这次虽然不中状元，下一次科举必定会中状元，试一试为下一次科举作个状元赋。”听李东阳这么一说，王守仁拿起笔就完成了一篇赋，朝堂上的国家重臣元老们看过之后，惊奇于他的天赋才能。李东阳何等人物，主持编纂《大明会典》，明朝典章制度的制定由他来主持；三代皇帝英宗、宪宗、孝宗的《实录》都由其编纂，皇帝的传记都由他来写；多次担任殿试的阅卷官，殿试虽然是皇帝钦点，但一个学子能不能中进士，阅卷官的发言权很大。王阳明能够长期跟这样的人物交流，并得到认可，中进士也就顺理成章了。

当然，并不是所有读书人都像王阳明这样有一个如此厉害的父亲，拥有如此优质的教育环境。想要有更高的成就，聘请老师单独授课，或者前往一些名师开设的馆所去参加学习成为一些家境富裕学子的惯常做法。

选择名师最重要的标准就是中了科举，尤其是那些中了进士的老师，学子们往往趋之若鹜的。

明朝弘治六年（1493）进士姚镆，28岁中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保。一些士卿大夫子弟、四方俊杰，争相托关系、花重金拜于其座下，经过他的指授，中了乡试的学子不可枚数，礼部主持的会考也有数十人考中。

诸燮是嘉靖十四年二甲第88名进士，他的进士排名虽然不算太高，但学识渊博，精通当时最流行的理学。他辞官之后，在家乡浙江余姚修筑了一书屋，称作“东山别业”，讲学著述于此，前来就学的弟子超过百人。一些福建，甚至是广东的学子，不远千里，不吝馆榖（指老师的费用），前来求学。

常州横林人郑鄤是天启二年（1622）进士，其生于书香之家，其父亲也是进士。郑鄤在泰昌元年之时，尚未中进士之时，就在郡城的先贤祠开馆，然后每个月举行三次考试，也就是一种模拟考试，前来参加考试的人络绎不绝。原本定为每月考三次，后来由于人实在太多，前来拜其为师者多达1700人，阅卷工作量太大，所以改为每月两试，后又改为每月一试。郑鄤也确实配得上这样的追捧，凡是通过他的模拟考试的学子，后来大多都中了科举。

以上说的都是一些名师，这样的老师不是说有钱就能够请得动的，因为中了进士的老师，进入翰林院，就已经意味着仕途一片大好，国家一些重要岗位都由翰林院中的进士担任，甚至想进入内阁，翰林院的经历必不可少，明朝也有“非翰林不入内阁”的说法，所以进士一般都不差钱。所以愿意开馆教学的进士大多是因为仕途受挫，或者辞官归乡的一些人员。

名师让学子的应试更加顺利，其费用自然不菲。如万历十八年（1590），应天府开府少司马赵可怀花240两银子，彩缎2匹，银花2束请本地著名经师庄廷臣在府中教授其两子，一共三年，后来次子考中。庄廷臣是万历三十一年（1603）中乡试，万历三十八年（1610）中进士，也就是说他进赵府教书的时候尚且还未中乡试，即便如此，他的费用也已经很高了。

庄廷臣在赵府三年教学结束之后，紧接着第二年，也即万历二十一年（1593），两淮盐商李鹤亭隆重且恭敬地具书聘请庄廷臣到扬州设馆教学，李鹤亭属于不差钱的主，唯一的想法就是想让自己的子孙入仕途，所以待师极为恭敬，每日必送一简版，备列珍馐，让庄先生自点。庄先生每一次讲书，必送二三两银子，讲多少次就送多少次，在如此重金打造之下，其子后来果然中了乡试。

江阴梧塍徐氏以每年500两的代价，聘请名师钱福来教自己的两个儿子。500两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正七品的县令一年的俸禄为90石粮食，在正常年月一石粮食的价格大约为0.5两银子（各地区有差异），也就是说，县令一年的收入大约在45两银子，500两银子相当于一个县令11年的收入。

钱福为何能够收这么多钱呢？因为他是弘治三年的状元，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才子，他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明日歌》，至今尚在流传。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

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

世人若被明日累，春去秋来老将至。

朝看水东流，暮看日西坠。

百年明日能几何？请君听我明日歌。

徐福中状元之后在仕途上没有多大发展，在翰林院待了三年就回家了，这才给了徐氏机会。徐福也确实对得起徐家开出的价钱，在他的悉心教导下，徐氏的这两个儿子都中了乡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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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些有钱人家也会采取更直接的办法。明朝的科举考试是八股文，又以经文为主，初场考试的四道题都在经义之中，而其中可以拿来出题的内容不过数十处。于是一些富家巨族花费高价聘请名士将这数十题各撰写一篇，按篇计费，然后让家族中应试的子弟乃至僮奴都全数熟背，以此去参加科举，十中八九。

大户人家可以聘请名师，一些普通家庭则没有此等待遇，读书过程中如果遇到了不懂的地方，需要请老师讲解，则需要花费很多的精力。明初名臣宋濂在《东阳马生序》里面就讲了自己请教老师时候的情况。宋濂为了解惑，常常到百里之外去向一些贤达的前辈请教。宋濂背着书箱，行走在深山大谷之中，时值严冬，积雪深达数尺，寒风凛冽，手脚上的皮肤受冻裂开都不知道。到学舍之后四肢僵硬不能动弹，仆人赶紧给他灌下热汤，用被子捂住身体，过了很久才缓了过来。宋濂身体恢复之后，就去找前辈请教。但前辈德尊望重，门生学子挤满了他的房间，这位前辈是个直性子，言辞和态度皆不委婉。宋濂站着在他身旁，提出疑难，询问道理，毕恭毕敬地低头侧身向他请教；前辈不时训斥宋濂，但越是训斥，宋濂表情更为恭敬，礼序更为周到，不敢答复一句话；等到前辈高兴之时，又赶紧向他请教。宋濂正是用这样的态度，获得了很多名师的指点，当时的大儒闻人梦吉、吴莱、柳贯、黄溍都曾教导过宋濂，宋濂也因此最终学有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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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只是开支的一个方面，另外书本的费用同样是一个不小的支出，古代的图书业尚不发达，书本的价钱不低，如果买不起就只能自行抄书。抄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行当，在印刷还未产生的时代，抄书是个普遍现象，西晋左思作《三都赋》，由于文章记载全面，文笔优美，人们争相抄写而致使京城洛阳纸价上涨，这也是成语洛阳纸贵的由来。当时的抄书成为一个产业，很多人以代人抄书为业。但在印刷业产生之后，抄书的现象虽未消失，但也大幅减少。

学子们为了学习，需要购买大量的书籍，一本两本尚好，如果太多，往往一些学子无法承担，则只好进行抄书。像宋濂这样的家庭买不起太多的书来看，只得常向藏书的⼈家求借，亲手抄录，约定日期送还。天气酷寒时，砚池中的坚冻成了坚冰，手指不能屈伸，仍不敢停止抄书。抄写完后，赶快送还人家，不敢稍稍超过约定的期限。由于宋濂守信，因此很多人愿意将书借给他，宋濂因此能够看各种各样的书。

但千万不要认为宋濂是赤贫之家，他家庭条件虽然不怎么好，但尚能聘请仆人。所以，在古代走科举之路，是需要花很多钱的，普通家庭承受起来就已经很困难，更遑论穷困家庭。科举的确给了更多人机会，但并不是给所有人机会。

除了书籍，考试用纸也需要自行购买。而考试时，有的考场的考卷纸和草稿纸有的由官府配备，大多数考场则要求考生自备。为表示公平，一般允许考生带入12张考卷纸，12张草稿纸。那有人就会问了，为何考场不准备考试所用卷纸呢？其实考场也有自己的苦衷，每一次考试考生少则数百，多则上千甚至近万都是有可能的，一个考生24张纸确实没多少钱，但几千名考生加起来就另当别论了，往往需要数百两之多，所以很多考场就将此项负担转嫁给了考生。

而且这些考试用纸需要早早准备好，如果遇到临近考试之时，很有可能会遇到涨价。因为每到考试之时，商贩则会乘机地抬价，考试纸张就会暴涨，如万历三十四年（1606）八月初八，大收考试之后紧接着就是乡试，一些商贩乘机哄抬物价，甚至有考生不得不花费三两银子买考卷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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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只是学习期间的一些费用，而为了赶考所花费的费用就更多了。

童生考试只需要在县学考试即可，全县的学生往来也不会太远，尚没有大问题的。但童生之后的考试所需要的赶考费用就大幅提升了。

乡试的资格考试名为：科考，一般都在县城或者府城进行，由朝廷派来的提学官负责。但有些省份面积比较大，州府县比较多，提学官下到每个县去考试根本不可能，而且政策主要是提学官指定，规定学子到一地集体考试也会大大减轻自己的负担，所以就出现了吊孝，也就是把一个或者几个府的学子集中到某地进行考试。

比如琼州府下辖3府10县，但提学官只设置了雷州一个考试地点，数千考生只能齐聚雷州参考。有的考生需要行二三百里，有的需要行四五百里，不仅如此，还需要从海南岛海到雷州半岛，中间需要跨海，遇到风浪则随时有殒命的危险。而一些海寇则乘机驾船拦海劫掠，富有者被洗劫一空，还要被绑架勒索财物，穷困者则很有可能性命不保。

这种被打劫的情况屡见不鲜，小说《醉醒石》中记载了一次被强盗抢劫的过程，虽为小说杜撰，但其过程描绘得栩栩如生。

浦肫夫择了个日，腰了银子，叫了只船，走常州。过得吴江，将到五龙港只见一只船横在岸边，三个人相对痛哭，还有三四个坐的卧的，在地下呻吟叫痛。浦肫夫道：“这一定是被劫的，不知要到那里去。天色寒冷，衣服都被剥不冻死也要成病，这须救他。”船家道：“才出门，遇这彩头。莫要管，去罢。”浦肫夫喝道：“叫住就住，还摇。”船家只得拢了。浦肫夫跳上去问，原来是福建举人。一个姓林，一个姓黄，一个姓张。诉说到此被盗，行李劫去，仆从打伤，衣服剥尽，往京回闽，进退无资，以此痛哭。浦夫道：“列位到京，可得银多少方够？”林举人道：“路费，一人得三十金。到如今，衣服铺陈，也得十余两。”

赶考，一个人基本上是没办法完成的，因为外出考试需要时间长，要准备衣物、食物、书籍、雨伞等必备物品，这些东西加起来就已经很重了，让一个文弱书生背着这么重的东西去赶考，基本是不可能的，所以一个仆人和一头牲畜是标配。牲畜可以是骡子，也可以是马匹，总之可以驮重物就可以了，仆人则可以照料考生的起居，让考生可以更轻松地应对考试。从廉州到雷州考试的学子每位科考士子雇马一匹需费银1两，雇仆人一名需费银1两，合计需要2两银。

这尚属于一些比较近的考试，一些特殊地区的考生参加一次考试堪称一场生死考验。明初在辽东未设置考点，辽东的学子需要从跨海去山东参加考试，后来水路不行，只得陆上绕道而行，往来一次考试需要步行六七千公里，在路途之上需要耗时四个多月。后来才改在了更近的京畿附近考试。

而贵州起初同样也没有设置考点，贵州的考生只能前往云南参加考试，贵州府距离云南1500里，最远的黎平府距离5000里，参加一次考试来回就得步行万里。云贵地区地形复杂，山地多而平地少，给考生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很多考生只得卖家产，或者借贷来参考，而路途劳累加上水土不服，往往又容易引发疾病，很多考生不得不半途而退。所以后来官员们的请求之下，才在贵州设置考点来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是在江南一些地区，因为有运河，倒还方便一些，但去京城参加会试，在路途之中仍然要花两个月之久，其中的吃穿用度都是要花钱的。而且每名考生因为所带干粮、书籍、衣物、鞋子、雨伞等物品加起来的重量远超百斤，所以必须配备仆人、骡马。从南直隶到北京赶考，一匹马和一个仆人来回需要花费半年时间，马匹的费用在1两，而仆人的费用也要1两。

当然，如果考试距离并不是太远，而且家境殷实，也可以雇佣轿夫，但轿夫也会时常以欺诈的手段来蒙骗学子，万历时人张应俞载这里有一段关于雇佣的轿夫的真实记录：城西驿上至建溪约有120里，平常轿价是一钱六分，遇到路上行人较少的时候，则为一钱二分。便五里一放，约定价格之后，每隔5里轿夫则放下，让轿内人走一会儿；遇到下坡又放下不抬，又让轿内人步行。大抵坐轿三分之一需要步行。如果遇到考试时期，应试士子归家，轿价便涨价至二钱四分，最少也要二钱。而且要先给银两。银两到手之后，轿夫抬上不到20里，就以一分一铺转雇他人来抬。接替抬轿者，仍旧五里一放，说：“我没拿你那么多钱。”士子不得已，只能又加钱。

而赶考最为困难的是会试，因为其他考试在州府即可进行，会试则需要到京城参加考试，路途更加遥远。

在唐朝之时，荆州学子刘蜕家在荆州，距离长安接近四千里，即便按照日行60里来计算，往年即需要约半年时间，因为他家境一般，所以还要在路途之中花两个月来挣取衣食之费用。

遥远的路途给考生带来的痛苦是巨大的，一些学子不得不忍痛放弃科举。龚炜是雍正、乾隆年间的一位名士，善经史，工诗文，著有《巢林笔谈》一书，他前后参加科举20来年。这一年，又到了去北京考试，他与两名内弟结伴同行赶考。龚炜家住昆山，遂由大运河北上，这是当时最快，也是最舒服的赶考方式。开始之时，龚炜与同船人相谈甚欢，到了济宁，舍舟从陆，龚炜开始有些水土不服，到了东平，症状开始加重，渐渐陷入昏迷，并且吃不下饭，见到食物就呕吐，两名内弟一商量，决定一人先行，留一人带着龚炜慢慢前进。到了梁山之时，龚炜病情更加严重，有性命之忧，护送他的内弟决定放弃考试，护送他回昆山。龚炜这才算捡回了一条命，自此以后，他自绝于仕途，不再参加科举。

而一些没有钱的学子，为了节约赶考费用，不得不采取各种能够想到的办法。清朝康熙三年（1664）甲辰科的状元严我斯，是浙江归安人，家境很一般。他在顺治十一年（1654）到杭州去参加乡试，归安距离杭州并不远，所需路费并不多。但贫穷的严我斯为了省钱，搭了一艘粪船前行，由于没钱，所以就随身带了一筐饭，每餐就在粪船吃饭。由于船上的臭味太大，他只能选择坐在船头迎风而坐。

我们都知道明清时期的科举都是三年一考，但科举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唐朝和宋朝初期都是一年一考，而到了英宗治平三年（1066）改为三年一考。之所以要这样改，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路途遥远，学子们过于辛劳。贵州去参加北京会试，来回加在一起差不多需要一年左右，开支大多超过30两，非富豪之家，是不可能承受这个费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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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种种已是压在考生身上的重担，让各路考生苦不堪言，但一些难以预测的突发事件更让考生们猝不及防。

到了明末，民不聊生，战乱频发，粮食价格猛涨，考试的费用也大幅提升，如崇祯十六年（1643）八月会试，都御史李邦华就说，此时天下已经大乱，各处兵荒马乱，赶考的费用暴增，为数年钱的几倍，每名学子至少要花费200，不要说贫穷人家，就是很多小康之家亦不能承受。一场考试需要花费200两银子，这对大多数考生来讲，都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清朝初期延续明朝的制度，会试在每年的二月八日进行，但要求考生要在一月下旬就进行报到，根据距离的远近，各地的考生需要在不同的时间出发。直隶的考生可以在十二月出发，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的在十一月出发江南、浙江、山西、湖广十月出发，福建、广东、广西、四川等处则九月出发，无论是十二月还是九月出发，都意味着将要在路途上过冬，考生们不得不忍受着严寒和风雪进京赶考。二月的北京城依旧很冷，如果恰好遇到闰月，那就恰逢寒冬，所以在雍正五年为闰三月，雍正皇帝将会试推迟一个月进行。到了乾隆十年的时候，乾隆皇帝干脆将三月举行会试设为定制，这对广大的考生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因为考试的号子里面将更加温暖一些。

那这里就有一个疑问了，既然冬天那么冷，会试为何不改在夏季举行？因为夏天会更麻烦，在古代，缺乏有效的水利措施，各项地质灾害频发，尤其是水灾，给赶考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湖广地区河流、湖泊众多，而所有的学子都要到武昌参加考试，八百里洞庭湖，泛小舟而渡，遇到风浪则有倾覆之险，再加上盛夏炎热，很多考生都裹足不前。最终导致湖北的考生往往过万人，而湖南的考生则不足三千人，最后清廷在雍正元年（1723）下令，在湖南分设考场，才解决了这一问题。

道光二十三年，黄河决口，导致众多学子无法如期参考，参加乡试的嘉庆六年辛酉科顺天府乡试、道光十一年辛卯科江南乡试都因此延期一个月进行考试。

考生在参加赶考，住宿和吃穿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如果是大户人家，可以在考试地租一个套房，安心复习备考。比如在南京参加考试大约需要10两银子。而一些穷苦子弟，则大多租用一间小房，花费也要1两银子左右。我们经常在一些明清小说看到参加科举考试的学子借宿寺庙，那是因为寺庙一般不收取费用，或者收取很少的费用，能为学子节省不少钱。

在饮食方面，很多学子都是自己做饭。嘉靖时期的名士杨继盛参加科举之时，选择在寺庙内与一名僧人居住，杨继胜没有童仆，僧人也没有徒弟。杨继胜只有自己做饭，在他的记载之中，这样的生活还是比较清苦的，秫杆五根做燃料，就可以煮熟一顿饭。冬天到了，取水之时手冻住，口喝热气将其化开，然后再开始做饭。夜里缺油，读书则只好在月下。夜无衾，腿肚常冻得难受，只能起床转绕屋疾走取暖。

当然，以上都是一次考试的费用，但很少有学子能一次考试就考中的情况，明朝科考的录取率大概在2%到5%，乡试的录取率大约也在1%到4%之间，如此之低的录取率，实际上也就意味着绝大多数的考生无法考中，所以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参加科举，考试所需费用也就不得不大幅度增加。

杨继盛于嘉靖二十二年中顺天府乡试，得会试路费银30两，他将这笔费用替兄长捐了一个散官。后来杨继盛三次参加科举，一共花费了200多两银子，导致他的兄长不堪重负，最终跟他分了家。

比如状元刘理顺，在考中状元之前一共九次落榜，终于在第十次考中了状元，此时他已经50来岁，这中间花费的银两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那他如何支撑下来的呢？原来有一个富商十分看好他，一共支付了他29年所有的考试开销，这个开销据估计超过千两。

清初婺源县浙源乡庆源村生员詹元相遗留的《畏斋日记》，书中记载有他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至康熙四十五年（1706）这八年间，七次参加考试的经历，其中包括两次乡试、两次岁试和三次科试的过程，我们以康熙四十一年他参加乡考试来看他的一些消费情况。

闰六月二十八日，搭船去杭州，用去0.68两；

七月初九，搭船去苏州，用去0.82两；

十二日，搭船去丹阳，用去1.3两；

十五日，在丹阳寓王宅，用去0.18两；

十九日，见二学师、学书王旦华上册资，用去0.36两；

二十七日，租用住宅，用去0.55两（四人合租2.2两）；

八月初四，买试卷，用去0.25两；

初五，买蜡烛、投卷、写卷、刷卷尾各项杂费，用去0.4两。

以上合计花费4.54两。

但这肯定不是他这次赶考的全部费用，因为吃饭以及返程等费用尚未计算在内。这次乡试詹元相并没有考中，这样的考试他一共参加了七次，各次费用累积，成了一个不小的负担，所以家境尚可的他也屡屡感叹经济压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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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前的考校很大，考中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花费的结束呢？恰恰相反，考中也意味着新的费用的到来。我们来看最有名的《儒林外史》中关于“范进中举”的桥段。

到出榜那日，家里没有早饭米。母亲吩咐范进道：“我有一只生蛋的母鸡你快拿集上去卖了，买几升米来煮餐粥吃。我已是饿的两眼都看不见了。”范进慌忙抱了鸡，走出门去。才去不到两个时候，只听得一片声的锣响，三匹马闯将来。那三个人下了马，把马拴在茅草棚上，一片声叫道：“快请范老爷出来恭喜高中了！”母亲不知是甚事，吓得躲在屋里，听见中了，方敢伸出头来说道：“诸位请坐，小儿方才出去了。”那些报录人道：“原来是老太太。”大家簇拥着要喜钱。正在吵闹，又是几匹马，二报、三报到了。挤了一屋的人，茅草棚地下都坐满了。……众人问报录的，已是家里把屠户送来的几千钱打发他们去了。

报录的信息只要一人即可传达，但报录的人一批接一批，之所以如此就是为了讨要喜钱，这在当时已经成为一个产业，一会儿工夫几千钱就没有了。范进还只是中了举人，那些中了进士的学子，喜钱的开销更大。明末重臣李邦华曾经说三十年前，喜钱只需要几十上百两，现在需要五六百两，这真是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数字。

科举高中之后，最不能忘记的当然是自己的座主，这是必须感谢的；同时还要举办宴席，招待亲朋好友以示庆贺，这都是需要花钱的。这种花钱虽多，但毕竟已经考中，而对于另外一些未中的考生来讲，他们的境遇则要惨淡得多。张文麟，江苏常熟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他在考中进士之前多次落榜，弘治十四年（1501），他参加南京乡试，不仅未能考中，就连费用也已经花完，拖延数日才回了家。到了十七年，他再次参加乡试，为了这次考试他借贷了16两银子，幸运的是他这次顺利考中，不然这16两银子还没个办法来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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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既然说了科举的各种花销，那这些钱从哪里来呢？

首先就是朝廷给予了重要支持。

参加会试者已经是读书人中的佼佼者，中了会试，基本等于半只脚踏入了进士，朝廷对于参加会试的学子也是有些优待政策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两条：

一是使用驿站。

驿站是朝廷和地方政务上传下达的连接点，也是军情传递的纽带。每个驿站常备有饮食、马匹、住宿、人员，而每隔20到30里即设置一驿站，在幅员辽阔的大一统王朝，就由这样一个个星星点点的驿站维系着整个国家的信息传送。但驿站是国家的一个沉重负担，就明朝而言，在万历年间驿站的超过了一千个。崇祯初期，为了减少开支，崇祯帝下令裁撤了一部分驿站，一年可以省下68.5万两白银。朝廷让参加会试的考生入住驿站，这对考生来讲，可以省下不少钱，而且安全也更有保障。

对于偏远地区的学生而言，驿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比如云南距离京师约有11000里，学子利用驿站可以省下不少钱。但明末之时，驿站被权贵们滥用，加重了驿站的负担，崇祯十三年（1640），为了减轻明王朝的财政负担，兵部尚书杨嗣昌改变旧制，下令不允许学子使用驿站，有云南学子直接在天坛自缢而亡，试想11000里的路程全凭一己之力回家，对于贫困学子来讲确实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

二是给予经济和物资上的资助。

资助考生赶考，自唐朝时就已经出现，到了明清则逐渐成了一种惯例。弘治年间，贵州省普安州由于地处偏僻之地，考生大多家境普通，所以在乡试之时每生资助1两白银。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发展以及通货膨胀，到了明朝中后期，虽然各地的标准有差异，但是已经很少看到2两银子以下的资助了，如万历元年（1573），福建惠安县资助每名考生2两；万历元年南直和州含山县资助科举生员以及参加遗才考试的生员每人3.5两，万历四年，湖广桃源县资助20名赴省参加乡试的生员，每人更是高达4两银子。

对于参加乡试和科考的学子都有资助，那参加会试考生的资助就更多了。明代中后期的名臣杨继盛嘉靖二十二年（1543）参加会试之时所得到的资助是30两，杨继盛是直隶保定府人，到京城数日可至，30两肯定是花不完的，可见当时对参加会试举人的重视。当然，也不是人人都有这样好的待遇，这种资助是没有统一规定的，也不可能统一规定，所以呈现出上下波动的状态。到崇祯时期，真定府元氏县的资助就只有18两银子，而南直隶的资助大都在24两。万历四十八年（1620），松江府上海县5人奔赴京城赶考，合计资助120两。当然也有超过此数的，比如镇江的资助可以达到50两。

其中有个问题，奔赴京城参加会试的举人，考虑到会试的录取率，绝大多数都不可能一次就中，这意味着很多举人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参加会试，是不是每次参加会试都会给予费用支持呢？答案是肯定的，在明朝后期依然是给予的。比如崇祯时，松江府三县合计59名举人参加会试，每名盘缠银24两，合计支付1416两，这里就不考虑是第一次参加会试还是多次参加者，一视同仁。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额外的资助。比如乾隆元年的丙辰科会试恰逢天降大雪，即位不久的乾隆帝下令从内帑中拿钱给每位学子3两银子，以供他们买衣御寒之用。

朝廷拿了这么多钱，那朝廷的钱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其实很好回答，实际上是从农民身上摊派而来的。由于国家厚待科举考生，而考生数量实际上很多，故而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朝廷在学子身上花的钱很多，比如举人的路费，其中的种类堪称五花八门，什么菜钱、油烛钱、柴炭钱、刊榜工料银，甚至还包括酒席钱等等。

不仅仅是参加考试有钱，平日学习生活也是有钱的。就拿生员来讲，按照乘机生员分为廪膳生、增广生、附学生，其中成绩最优廪膳生国家也是会给予一定的费用和补助的，如果节约一些，一名学子基本可以靠着这些待遇维持生活。

这些开支加在一起，就会成为不小的压力，这些钱部分由衙门内的剩余资金进行支付，而还有一部分则以摊派的形式让百姓承担。嘉靖年间，新淦潘九思中了乡试，邑县令就把一些里甲叫来，向他们摊派银两，以帮助潘九思北上参加会试。有一里长无法凑集到银两，只得卖了自己的儿子。潘九思知晓了这件事，立即返还了他上交的银两，并为其赎回了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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